1951年7月3日凌晨，北京医院的病房灯光昏暗，值班护士正准备给病床上的李克农测体温。门却被推开，国务院秘书人员匆匆递来一份绝密电文。电文很短：中央决定股票杠杆配资，由李克农率代表团赴朝鲜开城，与“联合国军”谈停战。护士愣住，心里嘀咕：这位喘得连话都说不完整的患者，真的要马上奔赴前线？
李克农当时五十九岁，患有支气管哮喘和冠心病。可替代者并不多：情报系统出身、熟悉美方套路，又拿得起外交话筒的人寥寥无几。毛泽东、周恩来反复权衡，还是点了李克农的将。一天后，周恩来在中南海提醒他：“谈判桌比战场还凶险，切忌逞强。”李克农笑笑，没有多说，拄着手杖离开会客室，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——把抗美援朝的胜势换成纸面成果。
7月5日，代表团乘专列抵安东。车厢里，乔冠华和浦山对谈判细节争得面红耳赤，李克农闭目养神，手里翻着美军情报剪报。列车停稳，他只说了一句：“先看对方脚印，再决定路线。”那句半口语半行话，让年轻外交官们瞬间安静。
进开城前夜，他突然想到“全权证书”上缺彭德怀签名。时间来不及，他决定代签。有人提醒他风险，他摆手：“程序固然重要，谈判节奏更急。”一句话把责任揽下，也把幕僚的担忧压回肚子。
10日上午，开城来凤庄第一场正式会谈。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宣读三条原则，美方特纳·乔埃抛出九项议程，话头一碰即散。李克农没有坐在主桌，而是在侧厅遥控。散会后，他分析九条议程，不得不说，他的判断很快——这是一场拖字诀。为了破解，美方抛一次价码，他就回敬一次“条件升级”，硬是把停火线的焦点从三八线挪到了实际接触线。
僵局真正显形是在7月下旬。争吵半小时后，乔埃干脆倚椅仰头装沉思。南日识趣，也沉默不语，翻译和记录员互看尴尬。时间一分一秒流走，132分钟里只有钢笔偶尔滚落的声音。外间等候的柴成文见势不妙，急匆匆跑到驻地。短促敲门声后，李克农写下三个字：“坐下去。”柴成文再回会场，气氛像冰封。最终，美方先撑不住提出休会，第一回合以默战告终。
9月，分界线原则获得双方首肯，但休战方案仍卡在战俘遣返。美方主张“自愿”，想把大批志愿军战俘留在南方；朝中坚持“按籍贯遣返”，寸步不让。那段时间，李克农白天开会，夜里靠咖啡和镇痛剂硬撑。朝鲜南部初冬的潮湿空气让哮喘愈发凶猛。一次深夜，他突然失去意识，守夜参谋听见茶杯碎裂才发现他倒在地板。急救醒来，他第一句话竟还是：“草案改到第七条了么？”
11月初，周恩来通过加密电报获知他的病情，随即与毛泽东商量：谈判要继续，指挥员不能倒在桌前。伍修权成为接替人选。周密人事安排外，中央还反复讨论“临阵换将会否被美方借题发挥”。最后拍板——换，但要稳。
1952年11月，伍修权一行抵达板门店。路上遇空袭、翻车，带去的水果大半腐烂。见面时，伍修权半真半假调侃：“这趟怕是白跑。”李克农拍拍他肩膀，低声道：“替我顶住十天，材料都在抽屉，序号一至十二。”这句囑托，两人心里都明白是在交棒。随后，两人联名给中央发电，请求过渡期并肩作战，直至文件交接清楚。周恩来批示同意。
12月，李克农回国休养。临行前，他在驻地门口深吸一口冷风，却剧烈咳嗽。他转身对伍修权说：“战俘问题没解决前，别让对面把节奏打乱，先拖住，再反击。”短短一行嘱咐，既像命令，又像朋友间的托付。
1953年7月27日，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。伍修权在协议末页写上自己的名字时，特意空出两指宽的空白——那本该是李克农的位置。消息传回北京，李克农正在香山疗养，他只淡淡点头，没有多话。医护后来回忆，那天夜里他的病情反而稳定不少，或许是压在心口的大山终于落地。
李克农离开谈判桌并非失误，更不是政治风向的改变，而是身体极限逼出的必然选择。伍修权接棒后，能在谈判陷入僵持、战场炮火骤起的局面下稳住阵脚，和李克农前期奠定的谈判框架密不可分。倘若真较劲“临阵换将”，事情未必能走到停战签字那一步，可见战场之外的团队协作，同样需要排兵布阵。
回顾这段历程不难发现：1951年的开城并非谈判桌，实则是没有硝烟的又一座战场。对手换了装束，仍是攻城略地；我方换了武器，却仍要寸土必争。李克农在前，伍修权在后，两人共同守住国家利益的底线，也为中国外交写下开篇第一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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