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1947年1月5日凌晨股票配资的公司，’主任，粟裕突然掉头杀回来了！’参谋一脚踢开门，屋里顿时安静得能听见雨水砸在油布棚上的声音。” 那声惊呼，把薛岳徐州指挥部短暂的自信彻底击穿。宿北战役前后，薛岳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路电报里——先是捷报，接着是溃报，再然后，成为蒋介石手中一枚尴尬的弃子。这场突如其来的“急停跳投”，也是评判他能否跻身“国军前三”的关键节点。
往回拨一拨时间。1938年，日军第二次进犯长沙，薛岳依托湘江、浏阳河，声称要把长沙变成“天炉”。结局众所周知——日军损失惨重后退，舆论一片欢腾。数字最能迷惑旁观者：双方伤亡对比看似漂亮，湘军将士也确有血性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当年日军作战意图更偏向于“诱敌歼灭”，而非“必取长沙”；如果目标不同，打法自然不同，胜负权重也就难以等量齐观。换作王耀武、卫立煌镇守，有没有可能同样守住？不能说百分之百，但至少不是天方夜谭。
再看1940年的南浔一线。薛岳调动粤军、新编第十军，抢下几场硬仗。然而深入细节便能发现，他所倚重的仍是纵深防御与外围阻击；一旦敌军侧翼大穿插，薛岳指挥系统便显得笨拙。天炉战法确实精妙，可这种以城市群为核心、以正面防守为骨架的思路，一旦离开丘陵、河网与城镇密布的湘赣粤，立刻原形毕露。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政府调整华中、华东战略。1946年5月，薛岳接替顾祝同出任徐州绥署主任，辖三十万兵力，看似闪亮的升迁，实际上是一个烫手山芋。粟裕、陈毅两支野战军南北呼应，机动灵活。按照常理，薛岳应先择一点“撕破口”集中优势兵力速决；遗憾的是，他先在苏中“点到为止”，随后又把主力拉向苏北，攻城与歼敌两头折腾，哪头也没啃下来。苏中七战七捷后，李默庵报回“损失三分之一”的数字，薛岳只回了一句话：“先固守，再图进取。”言下之意，是不肯继续加码，也不想彻底抽身。
于是宿北出现了。粟裕在冬夜里突然折返，三个纵队半天就吃掉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旅。薛岳仓促调动第五军、西北行营快速纵队增援，刚集结完毕，粟裕已撤向鲁南。整场战役，国军兵力占优却始终被牵着鼻子走，症结在于薛岳缺乏野外机动作战的“感觉”。此前长沙、衡阳得失皆围绕城墙展开，他擅长死守、反突击，却不擅长在开阔平原里“找人”。
有人反驳：一次失利不能抹杀抗战功绩。没错，单场战败并不足以否定将领生涯，但问题在于，薛岳随后同样掉链子。鲁南攻临沂，他硬生生把三个整编师往城墙上怼，结果华东野战军绕侧翼一合围，两昼夜歼俘两万余。此役蒋介石电令急撤，由陈诚接班，薛岳退居南京“参军长”，从此军界基本隐身。
比照同辈将领，薛岳的评分便显得尴尬。傅作义在张家口、北平多次靠谈判配合机动作战保存有生力量；王耀武虽被围济南，却在内线组织纵深抵抗，差点拖住华野；卫立煌统筹陕北，懂得审时度势，能主动与延安方面沟通停战。再往前推，白崇禧在中原南北穿插、杜聿明在徐蚌战场的固守突围，都展现了更多层面的指挥艺术。至少这五人若被问起薛岳能否进前三，答案多半是摇头。
军事短板之外，薛岳的政治算盘也不算精。早年在张发奎第四军任副师长，因桂系、粤系与中央冲突，屡次“换老板”；1933年投向蒋介石，表面忠诚，却又在湖南自组“精忠报国团”掐中央派系的脖子。抗战期间蒋介石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到了全面内战时期，这就成了把柄。1947年春天，整编第三师失守涟水那天，蒋介石批示：“薛岳不宜再统兵。”理由只有四个字——派性难改。
广州时期更尴尬。1949年7月，国民政府南迁，蒋介石以“广东人治广东”思路，推薛岳出任省府主席，企图缓一缓粤桂矛盾。结果不到三个月，渡江兵锋已逼近韶关，薛岳只得沿粤汉铁路南退海南岛，所谓“决死保粤”化作一声长叹。
从战法创新到战略适应，再到政治分寸，薛岳都留下不小缺口。抗战高光掩盖了这些缺口，全面战争则把缺口撕得更大。名将榜前三，讲究的是综合素质和始终如一的“适变”能力，他的长沙荣耀固然闪亮，可在徐州、鲁南、广东接连失手后，荣耀光泽已经大打折扣。
因此，“国军前三”这把交椅，薛岳恐怕还得往后站。即使把衡量标准锁定在抗战八年，前面也还有卫立煌的长城防御、傅作义的晋绥机动、白崇禧的中条山侧击、杜聿明的缅北远征，以及王耀武的鲁中穿插。有这些履历摆在那儿，轮到薛岳时，至少五个人不会同意他挤进前三——这一判断，大概更接近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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